对于《辛亥革命纪念建筑》一书的意义，正如该书的顾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的单霁翔在序言中所述“此书诚为研究辛亥革命前后特定历史阶段建筑现象的开先河之作，尤其围绕在中国近现代史所展开的一系列大事件背后的建筑考察活动是十分有价值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为建筑文化遗产与辛亥革命伟大实践竭尽全力的激情。”

我记忆中，2010年8月在《抗战纪念建筑》一书已告竣的时候，单霁翔局长见到我们，希望开展《辛亥革命纪念建筑》编撰研究，于是在资金不足、缺少人力的情况下，建筑文化考察组仰仗自2006年已开始的对中国近现代建筑的田野考察之积淀，本人出任策划及主编，受到全国30余个文博部门支持，汇聚了近50位中青年建筑、城市、历史、文博的专家，历时一年有余，终于在2011年10月正式推出了“中国近现代建筑经典丛书”的第三卷《辛亥革命纪念建筑》。

该书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也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国家重点图书，它与2009年5月纪念中山陵建陵80周年《中山纪念建筑》、2010年11月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抗战纪念建筑》共同组成中国20世纪事件建筑“三部曲”。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

编著：建筑文化考察组 《中国建筑文化遗产》编辑部

出版社：天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10月

定价：386元

以建筑的名义纪念辛亥革命价值特殊

《辛亥革命纪念建筑》一书的最后我写了长篇编后记，题目为“以建筑的名义传承百年辛亥的不朽精神”。文章共从四个侧面展开，即：孙中山先生及其辛亥革命实践的再认识；从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看辛亥革命建筑；用“事件建筑学”纪念百年辛亥是一新视角；“田野新考察”是重要的建筑遗产发现过程。对于建筑可承载的历史及文化，建筑与文博界越来越成为共识，“技术+艺术”已成为建筑的代名词。建筑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城市，全部社会生活的集中体现，之所以称“建筑师石头的史书”，意在时代的历史可从建筑上读到，且比文字历史上看到的更直观真实。以建筑的名义纪念辛亥革命至少可表现两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体现了20世纪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宏大思路及精准设计构思，让建筑学人看到华夏建设之未来。孙中山作为一名建设者，他认为“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在上海的孙中山故居，展示着孙中山曾阅读过的英文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他曾说“马克思所著的书及发明的学说，可说是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的大成”。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博大恢宏，集中反映在《实业计划》中，其六大方面无疑是近现代的建设中国计划：建设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三大世界级港口；修筑总共十万英里长的六大铁路系统；修筑百万英里长的公路网；整治长江、淮河、黄河等内河水系；通过大规模移民开发边疆，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发展轻重工业和现代农业，规划衣、食、住、行等涉及民生的实业等。他还指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无论怎样，辛亥革命及其宏大规划确带来了包括城市与建筑在内的大拓展。

其二，悠悠岁月，散不去的是辛亥革命带给中国的深刻变化及辛亥志士一道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创新情怀。分析中国第一代建筑师的科学创新精神要首先提及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等重要项目的建筑师吕彦直（1894-1929）。他生于天津，8岁丧父，次年随姐侨居法国巴黎数年，西欧文化与科技给少年的他留下烙印。1911年吕彦直入清华学校，1913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先读电学，后改建筑学，1918年毕业后即参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和北平燕京大学的规划设计。吕彦直最大的贡献是1925年9月在南京中山陵设计方案竞赛中获首奖，并获授权负责设计中山陵。1927年5月由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和纪念碑再度夺魁。1930年孙中山陵园管委会决定建立吕彦直纪念碑，上部为吕彦直半身像，下部为于右任题写碑文，可惜此碑在抗战时期丢失。建筑师吕彦直纪念碑是我国迄今在“城市公园”为建筑师竖立的唯一纪念碑，体现了对这位杰出的建筑家的尊重。南京中山陵从总体布局到单体设计都是运用传统文化，参考西方优秀设计理念的杰作，有专家评介该项目是中国建筑的开山之作。

再如贝寿同（1876-1941）是中国近代第一位留德建筑学家，早年他追随蔡元培先生，颇得器重，1902年11月16日，参加我国学运史上的第一次学生运动。据蔡元培口述称，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优秀生中，尤以邵力子、黄炎培、李叔同、柳亚子、贝寿同等为先。贝寿同不仅是中国近代建筑留学的先行者及建筑事业的创始者，更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建筑教育的开拓者。1915年8月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他为司法部技正，1916年他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开始将西方的建筑科学引进中国，贝寿同的叔孙是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谈到清末及民国之建筑时说：“至国人留学欧美，归国从事建筑业者，贝寿同实为之先驱，北京大陆银行为其所设计，欧美同学会则就石达子庙重修改造，保留东方建筑之美者也”。1913年，在顾维钧、周诒春、颜惠庆、王正廷、叶景莘、詹天佑等人的发起和赞助下，京津两地同学会合并，创建了欧美同学会。同学会起初在北京西郊民巷的一所小四合院，1925-1928年，主持会务工作的颜惠庆等人向海内外会员募集4万银圆，由建筑师贝寿同设计，经过四次扩修，奠定了延续至今的欧美同学会现今的规模。

“事件建筑学”

与辛亥纪念地标与城市精神

“事件”往往指那些对一个国家、区域、城市产生重大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影响的活动。辛亥纪念建筑所含的事件，不仅体现着纪念性、文化性、政治性，更具有遗产价值。1911年，武汉打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宣告封建王朝土崩瓦解，历史赋予武汉一个个庄严而鲜活的辛亥革命遗址。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红楼正面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功坊

从中国20世纪建筑及“事件建筑学”视角，武汉已确定了“辛亥首义武昌18景”即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孙中山铜像、起义门、首义英雄烈士雕像、蛇山炮台等辛亥革命遗迹，以及新建的辛亥革命博物馆、首义南轴线景观、楚望台遗址公园、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碑林等，18景是一本纯直观的“动态辛亥史书”，最核心的当属武昌起义纪念馆，它是“中华民国”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位于武昌阅马厂，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南临首义广场。在这幢砖木结构的两层红色楼房中，它采用西方国家行政大厦的风格，同时整个院落又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建筑格局，坐北朝南，红楼东西两侧有配房，南段是装有铁栅栏的院墙。

步入红楼会议厅，布局典雅庄重，1912年4月孙中山曾在此演讲，主席台正中布置十八星旗，寓意为内地十八省同胞团结起来，以“铁血精神”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十八星旗后被确定为“中华民国”陆军军旗。作为物质形态的首义遗址资源无法再生，同样作为非物质形态的首义文化资源更是取之不尽的，落成的辛亥革命博物馆是首义文化园的新地标。

之所以用事件建筑的视角，是因为辛亥革命在全国已筑有一系列地标式纪念建筑，如广东中山市是伟大故里，在此可领略到孙中山革命生涯的全部；武汉作为辛亥首义地，可看到一系列辛亥革命建筑与遗迹；南京是共和肇始第一城，是武昌起义“开花”后，定都南京“结果”之地，同时也是中山先生未来精神不朽的长眠之地。认知辛亥历史，不仅要从辛亥革命的旧事开始，更该循着辛亥革命诸起义地的城市地图展开。美国建筑家沙野曾经说“世界是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它的抱负”。以下试就参与辛亥革命的主要城市，探求其伟大的辛亥革命精神：

于广州，辛亥赋予了太多的革命基因，它作为中国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也是引领革命、文化发展的风潮地；

于武汉，首义后的百年城变，它是近代城市文明的积淀，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培植了土壤；

于南京，临时政府虽只存在了短短91天，但如今散落在南京各处的千多处精美的民国建筑物，串起的是一部凝固的中国近代史；

于中山，一个人成就的一座城，它承载着中国近代文化遗产的复兴与保护之路；于北京，革命威胁着封建王朝的根基，在传承辛亥革命时期留下殊为宝贵的遗产；

于上海，不仅拥有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精华，更是辛亥风云激荡的城市，孙中山与上海应成为上海编年史中最璀璨的篇章；

于天津，拥有底蕴深厚的中山路，这条路乃近代中国第一条以现代规划理念建设的城市干线道路。

以建筑铭记辛亥革命史实，不仅蕴藏城市文化记忆，更传承20世纪中国革命的荣光。

来源转载自：文博中国